阿瑟克莱曼在《疾病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中说：对慢性疼痛来说，症状就是病变的定义，病理程度似乎不能解释感受到疼痛的严重性，或者疼痛引起对身体功能的限制。作为一个疼痛康复医生，其实对于疼痛本身，没有特殊的仪器或者数据来量化疼痛本身，所有的诊断似乎都无法离开患者的个体感受，治疗也是无法量化，几乎每个患者都是个体化，并且应该是个性化治疗，方法五花八门，技术成灾的年代，远期疗效的标准化之路却只是开始。
         疼痛是人类行为学的一部分，经受疼痛的不同行为方式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特殊性，疼痛的程度和后果显然各不相同，有些是短暂的干扰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却是备受一生的煎熬；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疼痛会伴随我们一生，反反复复，缠缠绵绵，普通人心理期望完全治愈似乎是难以达到。
      目前疼痛的治疗方面，无论是患者还是我们医生本身更多关注的是从技术层面和单项指标的缓解，而并没有更多的关注疾痛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要真正让疼痛远离我们，对于一个温度疼痛医生来说，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慢性疼痛是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会衍生出几种甚至多种意义：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在一个同样的病案或者个例中，医生如何界定哪种意义是最基本的，哪种意义是次要的，思考、选择诠释的过程反映了医生作为“目击者、倾听者”兼专业人员的注意力，临床医生个人的兴趣或研究方向会对疾病的解释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在当代医疗体系中，医生和患者在针对某一个临床医学问题（疾痛）的视角，掌握的知识点和面不是完全对等的，在医学研究中所谓的“单盲”就是其中一种解释，因此，医生在对某一个患者的某一种疾痛进行专业诠释时，要精准把握“说什么”，“怎么说”？是需要智商、情商、医商都要在线的。
       繁忙的外科医生、数据敏感的内科医生、筋疲力尽的实习医生、特意强调个人经验的教授——都有不同出发点；他们的倾听方式会影响患者诉说他们的疾痛故事。更有甚者，医生在倾听患者诉说时，会选择自己想要听的一面；于是，对有些方面他们会很注意地倾听和汲取（有时甚至是患者没有讲出来的），而对患者谈到的、甚至是反复讲到的另一些方面，却全然没听见。医生所受的教育也鼓励这种方式，即最好隐喻性地理解患者的诉说，避免逐字逐句地去解读它们。
     我把这些现象解释为临床的现实——即健康专业人员对具体疾痛问题所作的说明，对其他人关于如何治疗的期待的感知——都是不同的，因为他们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患者打交道。在资本社会里，钱是最关键的、无法躲避的问题。在临床医疗环境里，明显地也不那么隐讳对它的注重；钱的问题常常扭曲临床事务的沟通和医疗实践。在理解患者的诉说时，临床医生（也包括研究人员）必须去掉自己充满个人和文化偏见的框架，他们还必须重新审视业已形成的临床医疗环境的模式。他们必须弄明白，治疗的利益被哪些他们最关心的事所改变：理论的验证？发表研究成果？抑或是单纯地为了生计，或者发展个人的事业？      专业偏见的另一个例子，是对某几种慢性病人的不公平成见（比如“奇葩”、“古怪”，或者“典型疼痛患者”）。医生们应该把这类人的利益作为持续的自我反省的主题，在诠释患者的诉说时，同时梳理这些问题，确保对疾痛经验的解读不带有倾向性，不丧失合理性，使自己的诠释不至于成为有效治疗的障碍。这其实是慢性病治疗和研究实践中极大的问题，但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但是许多医学领域仍然处于灰色地带中。对一些疾病而言，什么时候应该治疗和应该怎样治疗，现在的医生都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回答。这是一个让人不安的现实，很多时候，针对一种疾病有多种疗法，每种疗法都有自己的风险和益处；对于每个人来说，想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治疗方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某一种治疗手段？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人们经常会说，服用某种药物，做某种手术，自己感到很“心安”。解释一般到此为止了；但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觉得这种治疗手段（或者不采用任何治疗手段）很“心安”，而那种治疗手段不太“心安”？“心安”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决定了患者对于某种治疗手段的好恶？如果患者知道了是什么在影响自己的判断，他们能不能够因此做出更好的医疗决定呢？